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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畫家朱德庸:“我們生活在一個故意被弄復雜的世界”

2013-07-12 15:26    作者:文/莊清湄 錄音整理/裴懿 圖/姜海龍 來源:外灘畫報

  

 

 

朱德庸的杭州工作室,位于西溪濕地附近,這里有他喜歡的大自然,是一個能讓他靜下心來投入創作的地方。

 

鳥巢門前,太陽已經升起。5 4 日清晨,朱德庸坐在一輛狹小的中天房車里,手中捧著一杯熱茶。他時不時隔著窗戶向往張望,幾十號身強力壯的男人正在忙活著。他依舊在談笑,盡量不讓人察覺心中的忐忑。但是,一想到很快就要下車,走到這一群人中間,被數臺攝像機照相機追蹤,被無數雙眼睛注視,他真的很想逃走。

 

朱德庸有些后悔當初因為覺得好玩而接拍三星 Galaxy Note 8.0 的廣告。他的新書《大家都有病 210 月份就要在臺灣出版,可是現在才畫了一半,如果沒有這個廣告,他大可以閉門畫畫;如果沒有這個廣告,他也不用像現在這樣,被強行從自己的世界拉出來,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,和許多完全陌生的人待在一起;更何況,這是一個平板電腦廣告,他幾乎從不用電腦,而且發過誓,永遠不用電腦畫畫。

 

但朱德庸終于還是走下了車,走進人群中,他覺得自己像一個沒有穿衣服的人。他開始想象自己被一個玻璃球包圍著,他可以隔著這個球看別人卻不被別人看到。這是個很好的辦法。他按照導演的指示畫畫、轉身、抬頭,但其實腦中一片空白。

 

直到太陽升入半空,溫暖得每個人都脫去外套,朱德庸才拍完了這個場景。他鉆進房車里,感覺渾身散了架般的疲憊——在人群中的半天消耗了他大量能量,他需要一個人獨處,或者是和最熟悉的家人在一起,重新蓄積能量。

 

在接下來的三天里,朱德庸的每一天都是這么度過。我一直跟著他,看他拍廣告,和他一起吃飯,適當的時候閑聊幾句,卻沒有問一個采訪提綱上的問題。我甚至為了配合他的時間改簽了一次機票。第四天,當我們終于可以像半個朋友一樣坐著聊天的時候,我才知道,原來前三天對他是多么大的煎熬。

 

生活在一個快速向前走的城市,人們漸漸失去了線條和色彩,朱德庸想用自己的漫畫,幫助人們找回失去的線條和色彩。

 

永遠學不會與人相處

 

這三天,每天早晨,朱德庸都要 5 點半之前起床,但他通常一小時之前就醒了,因為知道即將要去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,他需要早點把自己“武裝”起來。

 

“這幾天看到的我,非常躁動不安。人應該要慢,這幾天是我步調之外的。但我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兩面,這件事的有利一面,就是讓我重新體驗到一個不適合的步調帶給人的損耗,讓我感到步調對我的重要。”

 

26 歲在臺灣出名,朱德庸從不參加各種公眾活動,因為他天生就對處于人群中有恐懼。當初,朱德庸答應接拍這個廣告,是因為廣告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跟他非常投緣,親自去臺灣溝通過很多次,并且承諾朱德庸只要“做自己”就好,其他的全由專業人士解決。

 

朱德庸從來都不知道應該如何與人相處。“老實說可能只有和我太太在一起的時候才最安全最自在,我其實跟老朋友剛碰面的時候都會不自在。”接受采訪的時候,朱德庸的太太馮曼倫笑盈盈地坐在旁邊,聽他說話。

 

這兩個人,無論到哪里,都黏在一起。朱德庸說馮曼倫是他的玩具,馮曼倫說朱德庸是她的玩伴。“我覺得如果是別人跟我生活,那個人會很慘,我也會很慘。”朱德庸總結。有些時候,馮曼倫像照顧孩子一樣照顧自己的先生,就像這一次拍廣告,她要時不時地給他做心理調整,生怕他甩手不干了。

 

與人相處的障礙可以追溯到朱德庸患有自閉癥的童年。“我小時候就是一個缺點的組合體,不善于和別人往來,別人也不愿意和我交往,很多時候都受到排擠。一直到我這么大了,我兒子還會對我說,老爸,你有話要說出來。”

 

恰恰是因為從小自己跟自己玩,朱德庸的童年與眾不同。“一個人從旁邊走過去,我就想象會發生什么事情。我會想象一個穿著高跟鞋的漂亮阿姨,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光是想到這樣的場景就讓我笑得不行。”他還經常大著膽子去按別人家的鈴,然后躲起來看著,等主人進去了再去按,看開門的人每一次表情不一樣就覺得很好笑。因為手腳很快,他倒從來沒有被人抓到。“我注意到,通常到了第三次,主人關門之后大概過個幾十秒,又會突然把門打開。”

 

朱德庸的每一幅畫,全是他自己打草稿、打底、上色,從不假人手,而且他發誓,永遠也不會用電腦畫畫。

 

很多搞藝術的人都喜歡搞搞收藏,可朱德庸對藝術品、紅酒一點興趣也沒有,倒是喜歡收一些稀奇古怪的堅果。不管到美國還是日本,他都會留意地上或者樹上有什么堅果,如果堅果的形狀是沒見過或者臺灣沒有的,就會帶回來。那些不用花錢的收藏,還包括海邊撿來的圓圓的石頭和形狀好看的樹枝。

 

最近,朱德庸發現,一種名叫“亞斯伯格癥”的病,跟他的問題很像。這是一種廣義的自閉癥,其重要特征是社交困難,但相較于其他自閉癥障礙,仍保有語言及認知能力。可能是因為亞斯伯格癥,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常被孤立,讓朱德庸與人的相處有一層膜。更讓他驚訝的是,亞斯伯格癥是會遺傳的。朱德庸想起自己的父親,不上班的時候就喜歡悶在家里,東敲敲西敲敲,修鞋糊墻。還有自己的兒子,上學時受到過同學排擠,雖然長大以后看起來與人交往沒什么問題,但像是一個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。

 

朱德庸的兒子現在在臺大,高中也是臺灣最好的學校。“他當時考上我們還覺得祖墳冒青煙了。因為他是那種蠻混的小孩,怎么會考上的?等他進了臺大念了三年,有一天他跟我們說好像念錯了。我只能說,不進入狀況的父母也會造成不進入狀況的孩子。”

 

據說他們的兒子來到人世后的幾個月里,朱德庸都沒有抱過他,而是蹲在墻角里,和兒子保持距離。兒子兩歲時,馮曼倫流露出想再要一個孩子的想法,朱德庸的回答卻是:“再生一個孩子,我們還怎么出去玩啊?”

 

漫畫藝術化

 

2011 年,《大家都有病》出版以后,朱德庸覺得還有很多話沒有講完。“大家真的都有病,而且還會一直不停地病,所以我根本說不完。”他覺得在第一本中只是先說了一個大概——這個時代里,人們常見的心理病。第二本中,他想集中探討某些病。“比如說因愛而生的病。愛情并不局限于男人和女人,其實人是可以跟很多東西產生愛情的,比如說有人很愛錢,已經愛到勝過自己的太太,勝過自己的生命。有的人對寵物的愛超越一切。那你說這種人是不是有病?當然是有病的。你為什么愛動物而不愛人?所以在第二部里,我會更精準地去看人,分析不同的病。”

 

在朱德庸心里,一直都有著提高漫畫地位的使命感,他用了 20 多年,覺得自己已經達成了這個目標。《醋溜族》、《雙響炮》、《澀女郎》、《關于上班這點事》、《大家都有病》、《絕對小孩》……幾乎每一部銷量都在百萬冊以上。許多年齡比較大、從來不看漫畫的人也開始看他的漫畫。這幾年,他慢慢有了一個新想法,就是把漫畫藝術化。

 

“我常常說,和那些只供少數人把玩的藝術不同,每個人站在漫畫面前,即使沒有所謂的行家去指點,都是漫畫藝術的評論者。”而朱德庸所謂的漫畫藝術化,和奈良美智、村上隆的不一樣,在后者的作品中,漫畫只是一個軀殼。“漫畫的含義就是幽默、批判,我覺得他們沒有。我要做的是把漫畫藝術化,所以是不一樣的。”

 

前年的杭州動漫節,朱德庸的三幅作品共拍出了 200 萬元的高價。他自己都很驚訝,沒想到居然會有人愿意競拍、收藏他的畫。今年,他還將參加 “九城聯展”,將放大了的漫畫讓更多新手收藏家看到。

 

被當成四格漫畫里的人物,朱德庸覺得很有趣。

 

其實,為了拍攝這次平板電腦廣告,朱德庸專門創作了 6 幅漫畫藝術作品,每到一個拍攝地點,他就在原本只有黑色線條的畫上刷上鮮艷的色彩。他想用這種方式去表現在一個一直不停前進的地方,人們到底喪失了什么?“我覺得人們喪失了線條和色彩,人們變得線條一致,色彩統一,我對這樣的變化無法接受。”

 

“以前的時代和現在的時代,最大的區別是變快了。快的最大傷害是沒有慢的權利了。很多事情若不能在慢的頻率里感受,是無法發現的。時速 100 公里的車和時速 10 公里的車相比,你以為你走了很遠,但其實什么也沒有看到。在快的世界里,所有東西都是耗材,我們會失去自我,像輪子一樣不停地轉,不知道何時才能停下來。快只是假象,喪失的都是有價值的東西。”

 

在朱德庸臺北和杭州的工作室里,堆著很多他創作的藝術化漫畫,但是他都不愿意拿出來賣。“我畫好一般不會再畫第二遍,因為再畫一遍,所有的好奇樂趣都沒有了,開心的過程也無法復制。”

 

朱德庸畫畫,從來都只是為自己而畫,“讀者在哪里,你根本不知道。你走在馬路上,可能真正的讀者是旁邊蹲在地上吃面的那個人,他不正眼看你,卻有你的書。”他只負責把觸動他的東西畫出來,至于他畫出來以后,能不能觸動別人,他管不到,也不想管。“對我來說,從事創作的人,尤其是畫畫的,能夠衣食無憂,已經是最大的福祉了。”

 

幸福的生活是做減法

 

朱德庸對別人說:“我只有空余時間在畫畫,大多數時間都在生活。” 家里只有一個鐘點工,一周來兩次。每天散步、觀察路人、整理手稿、做飯、交水電費交罰單……就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時間。因為對臺灣初級教育的不信任,朱德庸夫婦在兒子小時候,無論走到哪兒都把兒子帶在身邊,自己教育。

 

開始畫畫到現在,朱德庸的工作室只有他和太太兩個人,沒有助理,所有在臺灣的事務都由他們自己操持,大陸有一個經紀人,幫他處理大陸的事情。

 

畫畫也是如此。很多漫畫家有了聲望以后,根本就不用再畫了,只要把所有人物形象輸入電腦,把劇情想好,把漫畫人物形象拿出來放上去。“但是我覺得完全沒意思,那根本不是在畫畫,而是在玩拼圖。”

 

朱德庸的每一幅畫,全是他自己打草稿、打底、上色,從不假人手。偶爾書里的漫畫因為情節需要會出現一些相同的畫面,他也是一筆一筆耐心地畫。很多人笑他笨:“你為什么不去組個團隊?你只要想點子,下面有畫手幫你畫,你可能一個月就出一本,能賺很多錢。你為什么書里那么多邊欄?你那些邊欄每一個都可以改成四格,那你的書產量就會多一倍。”

 

事實是,朱德庸的每一本書,出版周期都拉得很長。《絕對小孩》從構思到最終出版,用了差不多 10 年。除了每一幅畫都細心地慢慢畫,連后期的出版,朱德庸和太太都一手包辦。他們自己在臺灣找美術設計,自己決定開本、章節、字體、版式。排版出來以后,他們會一遍遍修改到自己滿意才交給出版社。在印刷的時候,他們還會自己選擇紙張、對比色譜,務必達到最理想的狀態。所以朱德庸的經紀人說:“如果不認同他們的理念,跟他們合作的人會瘋的。

 

朱德庸非常喜歡走路,因為在路上可以觀察到形形色色的人物,幫助他了解這個世界。

 

但他們的較真也就僅限于此了。朱德庸常說,幸福的生活,不是做加法,而是做減法。他甚至對他的經紀人說:“事情是越做越多的,所以接的工作越少越好。”這么多年來,朱德庸幾乎沒有開過講座,沒有辦過展覽,也不參加商業活動。甚至都很少來大陸,一年只來一次,而且最多待一個月。


    他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故意被弄復雜的世界。“因為這個世界上 80% 的人是沒事干的,所以他們就把事情復雜化,然后每個環節都能拿到利益。既然所有事情都被復雜化,我們只能自己簡化。”

 

他發明了一個“百貨公司理論”,“從百貨公司的這個門進來,那個門出去,按理說直接走出去就好了。但事實是,進門之后你就開始繞道,讓你經過所有的店,可能經過哪個店你就被吸引了,你本來想買串香蕉,結果卻買了把蔥。”

 

正因如此,朱德庸是個堅定的“反時尚主義者”,他身穿的褲子是 10 年前買的,如不是為了拍廣告,他也根本不會去買新衣服。“現在的很多時尚設計師都沒有資格成為設計師,都是在抄襲以前的人。現在的人就是挖死人骨頭,把以前的東西改改再拿出來。目的就是推出新的產品讓你不停去買,并且用各種行銷手段告訴你,你這一季不這樣穿,就是野人。”

 

朱德庸從不相信為讀者畫畫這回事,他只負責把觸動他的東西畫出來, 至于他畫出來以后, 能不能觸動別人 ,他管不到 , 也不想管。

 

憤怒的力量

 

在臺灣的時候,朱德庸每天除了畫畫,就是和太太散步。路上經過咖啡店,坐下來喝杯咖啡,然后繼續走。在北京也是如此,長安街上的哪家咖啡館還在,哪家面包房變成了銀行,雖然是很多年前走過的地方,他們依然有印象。

 

“人本來就應該在地上走,任何交通工具都阻隔了我與城市的接觸。在所有的交通工具里,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自行車。越慢的工具與人性越接近,步行的速度才符合人性。雙腳是我行走的工具,也是我汲取養分的方式。從擦肩而過的人身上感受到氣息和訊號,能幫助我了解這個城市。”這就是他為什么喜歡到處走的原因。

 

然而,行走中,朱德庸不得不接受一個現實,這個世界正變得越來越陌生。現在的北京,不再是 2000 年冬天一家三口在一個叫侶松園的四合院里看雪景的北京;現在的北京,遍地充斥著像銀河 soho 那樣“大而無當”的建筑。

 

拍攝廣告這件事,讓朱德庸深深感受到,快速的步調帶給人的精神損耗

“我對銀河 soho 的印象非常惡劣,從里面能感受到強烈的悲哀。我才不在乎它的設計者是不是有名。它看起來是追求一個很進步的減法的,但是那個地方會讓我窒息,那里沒有生命,不應該存在于世界任何角落。它是真丑。”

 

也許畫畫的人都跟他有同樣的感受,一個圓的形體做成建筑,跟人是違背的。“人應該有棱有角,現代人應該住在一個有角落的房子里,受傷的時候躲在里面。”

 

在朱德庸說“真丑”這兩個字時,你真的能感覺到他的憤怒。憤怒于朱德庸,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也是他支撐下去的動力。當他有了憤怒的情緒,就會畫在畫里,看的人輕松地一笑而過,而于他,卻是經過了一段憤怒、解剖、看透的歷程。

 

他也不否認,也許有一天,他就會在自己的漫畫里表現一下當代建筑的荒謬,就像他在《大家都有病》里,用四格漫畫去表現時尚的荒謬。

 

你很難想象,一個看起來永遠不會被激怒的人,其實心里隱藏著許多憤怒。聊到商人的時候,朱德庸很憤怒,“其實我是很瞧不起商人的,因為商人不是靠自己的勞力賺錢,而是靠轉手去賺差價,所以商人是最不應該被尊重的。可是現在的時代竟然把商人的地位提到那么高,這是錯誤的,完全錯誤的。”說到美食家,他也忍不住評論幾句:“美食家是最扯的,味覺是多么個人的事,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來和我說。我們小時候,家家戶戶的媽媽都是美食家,個個做得一手好菜。現在的人動不動就自稱美食家,但其實他們什么都不會做。”

 

朱德庸認為,古老的四合院遠遠好過追求形式的當代建筑。他甚至認為建筑不應該是圓形的,而應該像人一樣有棱有角。“現代人應該住在一個有角落的房子里,受傷的時候躲在里面”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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